鄉土教材，愛上海南的家鄉讀本

來源：海南日報     作者：陳曼莉    2013-08-05

　　海南面向幼兒出版的鄉土教材《我愛家鄉》中的海南島地圖上，標上了本土的風物特產。

 

海南出版社出版的系列鄉土教材。

　　文海南日報記者 傅人意 圖海南日報記者 蘇曉杰

　　以本土的地理、歷史、政治、經濟、文化和民族狀況等為內容的教材，一般統稱為“鄉土教材”。18世紀，法國思想家盧梭和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齊就主張教給兒童鄉土地理知識，后來一些教育家把鄉土教材逐步擴大到鄉土歷史、鄉土社會、鄉土自然、鄉土文學等等。

　　著名作家余秋雨在作品《天涯故事》中曾提到三亞的“鹿回頭”。傳說中，一頭鹿在追捕中奔逃至山崖后突然回眸，獵手被這種光彩鎮住，剎那間的眼神交匯，這頭鹿變成一位少女并與獵手成婚。這種深情地回眸，也是余秋雨在文章中隱隱感到的，從天涯海角向中原大地文化回眸的目光。

　　鄉土教育正是千嬌百媚的文化回眸中的一種。參與編寫過海南20世紀初較早一批本土教材《海南歷史》、《海南地理》的原海南省教育科學所所長林澤龍認為，從民國以來到現當代鄉土教材的傳承、推廣，既能讓海南人文化自覺，也是一次又一次的中原文化、嶺南文化等中國多元文化由此及彼、在相互碰撞中相互包容的文化認同。

　　記憶中的民國教材

　　隨著時間的沖刷，一冊冊脆弱的紙教材已大多消失在時間的長河中，但是在老一代讀書人的記憶中，自民國以來就已有散發著濃郁本土氣息的鄉土“教材”。

　　“‘開學了，上學去’這就是一節課了，‘大狗叫，小狗跳’這又是另外一課。”年逾七旬的海南大學教授王春煜談起過往的鄉土教材仍然記憶猶新：“我讀小學的時候，都是老師自己用手寫的小冊子。雖然不算正規，但也是用心良苦。”上世紀40年代，王春煜在瓊海的鄉下念私塾，由于師資力量缺乏，學習條件艱苦，由教書先生自己編寫教材，其目的僅僅是讓孩子們從身邊的事物中學會認字。“鄉下的牽牛花漫山遍野地開，老師就教‘牽牛花開了’。上學的孩子年齡差別大，但是大家都在一起學。”王春煜說。

　　海南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張興吉在整理史料時，曾發現一本民國時期名為《海南島游記》的兒童教材，“是一本插圖讀本，主要是寫一位小女孩乘著風伯伯的翅膀，來到了海南。在海南，本地的小朋友請她喝椰子汁，一起做游戲。”張興吉說，用插圖、童話的形式讓孩子了解海南，是民國時期不可多得的讀本。

　　“正規裝訂的教材在民國的時候沒有接觸到，但是教書先生在上課的時候會教一些海南的歌謠和瓊劇。”83歲的瓊劇作曲家吳梅老人告訴記者，民國時期，關于本土教育多靠教師口口相授，在孩童的好奇心驅使下，無論是在聽瓊劇中，還是在和來自海南各市縣的瓊劇演員的交談中，吳梅都對不同地方的海南話口音和風土人情別有興趣。

　　生態文明讀本童趣盎然

　　藍天白云、清新的空氣、婆娑的椰林、沒有冬天的海島，這樣的“海南印象”，或許在慢慢地滲入孩子們心中。

　　“蝴蝶長著色彩斑斕的翅膀，那個是它們自我保護的‘法寶’。有的蝴蝶翅膀上有醒目的花斑，警告其他動物注意：我是有毒的，你可別吃我。”如此充滿童趣的語言并不是在講述某個童話故事，而是適用于三四年級學生的，由海南省教育研究培訓院編著、三環出版社于2009年2月出版的“生態文明教育”教材。從蝴蝶這個大自然的精靈開始說起，通過圖文并茂的形式，談起海南島的“蝴蝶王國”：

　　“海南島樂東黎族自治縣尖峰嶺的蝴蝶種類和數量最多。那里有我國唯一的國家一級保護蝶—金斑喙鳳蝶，有我國最大的蝴蝶———金裳鳳蝶，它的翅膀展開超過16厘米……”

　　“我女兒正在上小學四年級，看完書后時常會問我，海南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多的動植物呢？五指山真的長得像五個手指嗎？”負責該書編寫的三環出版社編輯歐大偉告訴記者，該系列叢書共四本，適用于小學和初中。作為海南省九年義務教育地方教材，這也是推動海南建設生態文明示范省的教育實踐。“書上會教孩子們椰子的全身都是寶，海南有個美麗的尖峰嶺公園，也會引導孩子不能捉鳥蛋，不能傷害海南坡鹿等等。這是讓孩子在啟蒙時期了解本土文化邁出的第一步。”

　　“教育，從某種角度來說，就是一種文化的傳承與傳播”，林澤龍認為，鄉土教材重在“土”，但是鄉土教育的對象不應局限在簡單地以籍貫劃分的“海南人”。從五湖四海來到海南讀書的孩子，在共同接受海南鄉土教育的過程中，實現文化認同，一起來熱愛美麗的海南島。

　　獨特的海島歷史文化

　　林澤龍認為，鄉土教育是從本質上弘揚教育，也是從文化視角上認識教育。海南文化與中國文化一脈相承：一方面，中國的三大移民文化“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海南的“下南洋”就占了重要篇章；另一方面，如果將大陸的中原文化定義為“黃土文化”，那么海南也有其獨特之處，可定義為“海島文化”。“讓孩子從小就知道和了解并且認同海南文化，這比任何空談愛國愛家鄉的口號都來得實在。”

　　林澤龍告訴記者，《海南地理》、《海南歷史》兩本鄉土教材，自上個世紀90年代初以來經多次修訂后，一直延續使用至今。記者翻閱《海南歷史》一書，以馮白駒的塑像為封面，書中從三亞落筆洞、昌江縣霸王嶺、皇帝洞開始追溯海南島的歷史源頭，其間涉及海南古代經濟、古代文化以及抗戰中的海南等。

　　“海南歷史很有趣，像黎族古代的社會組織“峒”，都有一個“峒頭”，其實我的理解就是老大，專門負責調解糾紛和處理一些事務。”海南華僑中學初三畢業學生夏簡對海南的少數民族文化比較感興趣，盡管在考試過程中分值占比較小，但仍愿意在課外花時間閱讀。

　　據林澤龍介紹，本世紀初海南對基礎教育進行“課改”后，對教材實行三級管理，分別為國家教材、地方教材、校本教材。其中，2009年教育部下發《義務教育課程設置實驗方案》，明確規定“地方與學校課程的課時和綜合實踐活動的課時共占總課時的16％～20％，“這意味著義務教育階段的鄉土教材有了課時的保障，也可顯現鄉土教材推動力度之大。”林澤龍說。

　　目前，已出版的海南中小學生教材有《海南歷史》、《海南地理》、《生態文明教育》、音樂教材《椰島韻律》以及關于安全、環保等方面的專題教育等。[page]

海南鄉土教材中對本地蝴蝶的介紹。

《海南歷史》對黎錦的介紹圖文并茂。

鄉土教材《海南歷史》內頁。

　　文海南日報記者 傅人意　　圖海南日報記者 蘇曉杰

　　如果以顏色來概括海南的鄉土文化，一共是“四色”，你知道嗎？

　　瓊州的人文歷史和環境資源，不但對于土生土長的海南人有了解的必要，對于在這里生長、讀書和工作、生活的外地人也有普及的需要，這些常識都會促使新老海南人對這片熱土的認同。只有認同，才會深愛。

　　“蘇東坡被貶海南后，進入人生另一個創作高峰。但是，在中小學生的課堂上，又有多少孩子讀過蘇東坡在海南時寫的詩？又有多少人能體會‘春幡春勝，一陣春風吹救醒。不似天涯，卷起楊花似雪花’的意境呢？”海南大學教授王春煜表示。

　　通過鄉土教材的推廣，讓更多人了解海南的鄉土文化，走進海南。“以前曾有很多名校的大學生回到海南跟我說，海南缺少文化，這真的讓我很痛心。”王春煜說，盡管近年來海南加大力度推廣鄉土教材，本土教育，但是還遠遠不夠。只有加大力度推廣鄉土教育，才能踏上海南本土文化的“發現之旅”。

　　鄉土教材推廣有難處

　　王春煜說，海南鄉土教材起步比較晚，至今種類仍然不夠齊全，尤其在鄉土語文上仍然是一片空白。內地有很多城市做得比較好，比如2004年9月浙江出版社出版的杭州市編寫的“杭州語文”，共223頁，從杭州的風土人情到文人騷客都有涉獵。

　　在海南出版社的展館內，記者也看到，除了海南中學生熟知的《海南歷史》、《海南地理》，還有其他省份出版的《洛陽歷史》、《洛陽地理》、《安陽歷史》、《安陽地理》等鄉土教材。海南出版社總編室主任劉逸介紹，像河南洛陽、安陽，山東煙臺等市縣，鄉土教材起步比較早，做得也比較好，內容上來說也比海南鄉土教材豐富一些。由于教材類圖書與普通圖書的發行渠道不同，推廣起來還需要當地學校的大力支持與配合。此外，在編寫鄉土教材的科研力量上也存在不足。

　　2005年，王春煜曾向海南省教育廳申請，由海南省教育科學院和海南省文化歷史研究會聯手關于編寫《海南鄉土語文》的報告，篇目除了古今詩文外，還適當選錄了體現海南本土文化特色的瓊劇、民歌、楹聯等，但后來因資金等多原因擱淺。

　　王春煜說，茅盾、艾青、郭沫若等人都曾到過海南并寫了關于海南的優秀作品。為什么不能選錄到語文教材中，開設一門海南鄉土語文呢？

　　不僅是海南鄉土語文的推廣不大順暢，作為擁有豐富動植物物種的海南，至今也沒有一本在此領域的專門教材。海南師范大學生命科學院副教授鐘瓊芯表示，海南尚未就動植物領域編寫過鄉土教材，高校的教師倒是發表或出版過相關論文、論著，但由于學術性較強，不宜作為鄉土教材推廣。他認為，編寫出版鄉土教材很有必要，有利于向學生群體進行科普教育，讓他們了解自己家鄉、自己生活學習環境的歷史、地理和物種常識。鐘瓊芯本人曾與海南旅游部門合作，出版過一些有關海南植物的書籍，如《神奇植物》等，對旅游從業人員，主要是導游隊伍，起到普及常識的作用。

　　“四色”鄉土文化有待普及

　　“釣魚釣到正午頭，魚不上釣心早焦。收起魚竿回去宅，隔絕不來此路頭。”談到海南本土文化，王春煜教授隨口哼起了多年前流行于瓊海一帶的民謠。“現在這些民謠都極少有人了解，如果不及時整理、保護的話，好多人海南話不講了、瓊劇不聽了、民謠也沒人唱了。”王春煜教授說，由于鄉土教材并不納入高考考試范圍，加上初高中學生目前升學壓力大，對鄉土教材不夠重視。有觀點認為海南是文化不豐厚，說明這對海南的文化不了解，也折射出了海南本土存在著一定的文化自卑。

　　海南教育專家、原省教育科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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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白山將軍給女兒的“紅色”家書

1951年馬白山、唐玲和女兒馬洪中（前排右）、兒子合影。

馬洪中與母親唐玲合影。

馬白山寫給女兒馬洪中的家書。

　　文海南日報記者 傅人意

　　這是一封長達60多頁的家書。盡管并不是在戎馬倥傯的年代書寫，但是這封瓊崖縱隊杰出領導人馬白山將軍致女兒的親筆信，不僅讓當時年輕的女兒深諳紅色革命精神，也讓更多的歷史細節展現于后人面前。

　　7月31日，年近七旬的馬洪中在海南省軍區白坡里干休所的家里接受了海南日報記者的專訪。這位在娘胎里就顛沛流離，生下不久被寄養在農家，直到4歲時才見到父母家人的革命后代，談及父母，言語中滿是敬畏與欽佩。

　　1992年，馬白山將軍病危，在病床上給女兒馬洪中遞了一把保險箱的鑰匙。打開這個保險箱，馬洪中看到了父親此前整理的紅色革命資料、照片、信箋、手稿……其中有一封長達60多頁的信。這封信，是馬白山1964年寫給女兒的親筆信，蒼勁有力的字里行間，滿溢著馬白山、唐玲這對革命夫妻對女兒深沉的愛和讓人感佩的紅色精神。

　　改名風波，馬白山連夜寫信

　　馬白山給女兒寫的這封信，名字就叫做“媽媽的女兒，女兒的媽媽”，這源于一場“改名風波”。目前，馬洪中的母親唐玲已是103歲的老人，自2009年起便在海口市人民醫院住院治療。

　　“媽媽這輩子時常怨我，沒有跟著她學醫”，馬洪中邊整理老照片邊笑著對記者說。1939年3月唐玲參加瓊崖縱隊，同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血雨腥風的戰斗歲月中，一直從事部隊的醫務工作。“或許也是軍醫的原因，她做事情總是雷厲風行。”

　　馬洪中是家中唯一的女兒，記者從老照片中看到，這位幼時留著男孩的板寸頭、穿著背帶裙子扮鬼臉的調皮女孩，背后是父親母親對其無限的寵愛。

　　1964年，馬洪中考上中國人民解放軍藝術學院后，正值大學一年級放寒假，跟隨父親馬白山在三亞鹿回頭賓館度假。吃完了晚飯到海邊一起散步，馬洪中無意中說起：“爸爸，我們的老師同學都說我的名字是男生的名字，能不能給我再起一個女生的名字啊？”在藝術學院里，馬洪中是班長還是班里的文藝活動積極分子，像別的女孩那樣擁有一個如夢、浪漫的名字是她小小的心愿，“馬洪中”這個有點男性化的名字她并不十分喜歡。但是，馬白山聽后感到很突然：“不行！絕對不行！”

　　此時，馬洪中才意識到，原來在父親的眼里，改名是一件十分嚴肅的事情。“父親告訴我，‘洪中’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因為我是在抗日戰爭的大洪流中、在國民黨的監獄里、在河邊生的。同時也讓我銘記我能來到這個世界來之不易，是黨和人民群眾冒著生命的危險，把我從革命的洪流中搶救出來，從大風大浪中搶救出來，把我培養成人。”馬洪中說。

　　從海邊回去后，父親連夜就動筆開始給馬洪中寫了這封厚厚的信，敘述了“馬洪中”名字的由來，還有母親唐玲在參加瓊崖縱隊時十月懷胎的艱辛歲月。

　　河邊出生以草為床

　　“父親的字很難認，只有我才認得了。”馬洪中拿出當年的書信一字一句的念起來：“‘當時媽媽全然不知道敵人內部的矛盾，還是抱著落難了就準備殉難的準備，為黨為國為民殉難是光榮的，毫不在乎自己的生命’———這是爸爸直接用媽媽的口吻給我寫的信。”

　　那是1944年底，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瓊崖抗日獨立總隊第二支隊奉命轉戰各地掀起反擊國民黨的高潮。此時，在第二支隊擔任軍醫的唐玲將近分娩。原本，支隊隊長安排兩位婦女協助唐玲到附近的山林里“避風頭”，但是在躲避國民黨地頭蛇“搜山”的過程中，唐玲與兩位婦女失散了，最終在臨高縣海孔村不幸被捕。

　　當時，唐玲被監禁的地方是河邊的一個草棚。1944年12月31日晚，馬洪中在河邊的一個草棚里出生了。不足一平方米的破草棚，既不能遮風也不能擋雨，唐玲便急忙趁夜霧未來之前就地收集茅草、樹葉，茅草為床，樹葉為被，讓小馬洪中不至于生病。“媽媽又喜歡又發愁，媽媽遭難，你同遭難，媽媽坐牢，你同坐牢，媽媽饑寒，你同饑寒，你的名字怎么叫好，待爸爸給你起吧。”馬白山在信中寫道。

　　虎口脫險兩入牢房

　　后來，國民黨軍隊幾乎一兩天就遷移一個地方，而且全是夜間行軍。唐玲抱著小馬洪中跟著國民黨軍隊走，有時夜暗路滑，唐玲差點跌倒，小洪中便哇哇大哭。此時，國民黨兵就對唐玲免不了一陣毒罵，甚至有人還脅迫她把孩子丟掉。“媽媽特別能忍，我一哭，就用破布塞住我的嘴，渡過難關。”馬洪中說道。

　　1945年2月底，瓊崖抗日獨立總隊第二支隊因調往瓊山文昌配合第一支隊打退國民黨頑固派，離開了臨高。此時，常駐村莊的國民黨臨高縣政府及其游擊隊較少了，唐玲此刻有了同當地群眾聯系的機會。

　　唐玲被監禁的地方在臨高群白村，與唐玲的姐姐家波蓮村離得近，當地的群眾對她也熟悉和熱情。這是一個讓小馬洪中“虎口脫險”的好時機。

　　唐玲對監管她的國民黨游擊隊隊長提出：“孩子帶在身邊，大聲啼哭，會暴露目標，影響你們的軍事機密。我愿意將孩子送給群眾，避免這個麻煩。”后又同一名中年婦女約好，以探村為名，將接應孩子的時間地點告訴唐玲的姐姐。

　　“我被姨媽姨父接走，他們家有一個比我大一點的兒子，我們倆人就輪流著喝姨媽的母乳。”但是，馬洪中說道，由于姨媽姨父也支持革命，被國民黨反動縣政府知道后，1948年又將姨父和馬洪中送進牢房。數日后，村里的群眾賣牛賣地籌了幾百大洋，才把姨父和馬洪中救出來。

　　第一次“認識”爸媽

　　被救出牢房后，瓊崖縱隊行動在波蓮鄉附近時的某日上午，馬洪中第一次見到了父親和母親，那時的馬洪中已有4歲多。

　　“我不認識爸爸媽媽，經姨媽介紹，我似聞味道一樣，一會兒站在媽媽的懷里，摸摸媽媽，一會兒跑到爸爸的懷里，看一看，摸一摸，親一親。”馬洪中說道，下午了，父親勸慰了一陣后說道：“你該跟姨媽回去了，等到解放了我和媽媽來接你。”

　　年幼的馬洪中還不知道“解放”的意思，但是她知道，等到那個時候，她就可以和爸爸媽媽在一起了。

　　在日盼夜盼中，這樣的日子終于到來。1950年5月1日，海南島解放了，姨父笑著對馬洪中說：“海南解放了，爸爸媽媽要來接你了。”“我當時立馬穿上花衣服，高興地跳啊蹦啊，覺得馬上要和爸爸媽媽一起了。”馬洪中回憶道。

　　同年5月中旬，馬洪中在海口的家中見到了哥哥和弟弟，哥哥講的是昌江話、弟弟講的是澄邁話，馬洪中講的是臨高話，互相聽不懂，一旁的媽媽則要充當起“翻譯”。幸福的笑聲環繞在這個五口之家……

　　整理史料搶救歷史

　　1992年馬白山病危之際，將他最珍視的保險箱交給女兒，保險箱里裝的幾乎都是將軍晚年整理的革命資料。“父親一直有意識地在做歷史材料的整理，這是對歷史的‘搶救’。”馬洪中告訴記者，說來父親和母親態度不一，支持自己考藝術學院也是有“目的”的：他希望馬洪中借著藝術的舞臺將瓊崖紅色精神傳承下去。

　　年近古稀的馬洪中正在熟練地操作電腦，她告訴記者，幫父親母親將瓊崖革命的紅色精神發揚傳承一直是她退休后的使命與責任。“很多人都笑我，說我天天抱著電腦玩，其實我是想告訴他們，我是在做一些史料的整理，真的不是在玩。”去年，三集電視紀錄片《開國將軍馬白山》已經開拍，接下來，馬洪中正在籌拍講述父母革命故事的電影《深深的紅樹林》。[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