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說讀書是值得稱道的事情,但有時讀書也能讓人感到別扭,比如插著紅頭文件的“讀書令”。日前,廣東發文要求處級以上干部每年集中讀書不少于5天,其他干部不少于3天。領導按“省、市廳、縣處”等級別需分別下基層調研2個月、3個月、4個月。
這種“數字化”讀書,讓人“耳目一新”。可是當所謂數字指標,完全按官階大小,等級森嚴地排列時,就有點荒誕意味了。官越大,需要讀書時間越長,需要下鄉調研時間越短嗎?誰能說縣長面臨的治理復雜程度,就比市長所面臨的問題小呢?既然官階越高需要充電越多,那去基層鍛煉時間理應最長才對,為何反而最短?
再考慮到所謂的“集中讀書”,關于如何“集中”、怎樣讀,都語焉不詳。人們不免要結合生活經驗聯想:既然官階越高,“集中”時間越長下基層時間越短,那這種“集中讀書”,會不會淪為一種“讀書福利”?比如把此前考察異域風情的機會改為在如畫風景中“集中學習”?
這不能怪人們想象力豐富,因為讀書本就不是適合“集中”的事。真正讀書的人根本不用儀式感和形式感并重的“閉關修煉”。這還讓人想起去年成都溫江區搞的一個相似的花架子:官員年終考核增加國學學習情況等內容。廣東讀書令和這基本是一個路子,徒具觀賞性,而實用價值寥寥。
若讀些經史子集等出世之書,完全不用占用工作時間,更不能花費公款,因為這只是業余充電的純個人行為。而要讀些更務實的書,其實更應讀些入世之作,比如年度十佳評論之類的。前不久發改委網站組織的“價格聽證專家談系列”文章,就很受好評,輿論“歡迎發改委加入時評家隊伍,以時評這種公民文體與民眾進行對話。”
其實,俯身讀點評論文章,可以讓官員看到了解民意、疏通民意的清晰渠道。這個過程,是觀念碰撞和改變的過程。觀念通達了,官員比時評作者更懂得如何解決具體問題。這時你會發現,清談有時未必無用。包括這篇小文,若能引發一點積極思考,讓集中讀書不異化為公費旅游,也就起到了一點作用。評論員 李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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