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芳的政治生涯和理學光芒（下）

來源：www.hainan.gov.cn　     作者：李文婷    2009-03-17

　　從明代正德三年（1508年）開始，鐘芳先后身在宦海26年，其間有沉有浮，但卻沒有波瀾跌宕，大起大落。在“仕而優則學”的封建年代，鐘芳也在繁忙政務的閑暇時光中，鉆研學問，勤于筆耕，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以今天的價值觀來看，鐘芳悲憫的仁政思想和客觀的治學立場，仍有許多積極和有益的因素，值得細細品味和以史為鑒。

　　這一講，我們繼續請海南文史專家周濟夫為大家解讀鐘芳，講述其政治生涯和理學光芒。

　　專欄主持 宦海生涯飄忽不定

　　25歲中舉人，32歲中進士，鐘芳在考取功名的道路上算得上暢通無阻，比起他的恩師紀綱正先生來，不知幸運了多少倍。考中進士二甲第二名后，鐘芳隨即被選為“翰林庶吉士”、“編修”。周濟夫先生說：“作為封建社會知識分子的進身之階，這對鐘芳來說是重要的一步，但其后卻并未一帆風順。”

　　不久，鐘芳便因不合流俗而被貶為寧國府“推官”。但是由于他精于吏治事宜、能破陳年積案，再度遠近聞名。正德七年（1512年），鐘芳升為漳州府“同知”，不久代理知府。其敢作敢當，在平定漳州寇亂、整治考核官員和捉拿豪強惡霸等方面都有所作為。

　　正德九年（1514年），鐘芳升為南京戶部“員外郎”，后又到南京吏部任職，然后轉為“考功”，負責甄別官吏的優劣。他的上司劉春、羅欽順當時都很聽從他的意見，并因此授予其實職。

　　正德十六年（1521年），鐘芳升任浙江“提學副使”，考核生員以“敦行力學”為上。這很像紀綱正的風格，可見恩師對他的影響何其深遠。

　　嘉靖二年（1523年），鐘芳升為廣西“右參政”，為官府平定多處叛亂提供了不少計策。尤其是在嘉靖四年（1525年），鐘芳親自下文征召數十只小客船，打通了當地斷藤峽阻隔近70年的交通，足見其膽識過人。后來，有個部落再次叛亂，久征不下，朝廷命令王守仁（即王陽明）領兵征戰，鐘芳又獻上“分置土官”之策，不動一刀一槍就平定了反叛。

　　其后的鐘芳在擔任江西“左布政使”、南京“太常寺卿”、南京兵部“右侍郎”時，都有過人的政績。嘉靖十二年（1533年），鐘芳改任戶部“右侍郎”，調往北京，總督太倉，大舉漕政。當時山西大同軍亂，鐘芳上疏奏請只誅叛逆，招降脅從，但與當道不合，因此遭到貶謫，后才奉旨復職。

　　綜觀鐘芳的宦跡，先后有北京、福建、南京、浙江、廣西和江西等地，為著政事，鐘芳飄忽四海，其間的勞苦愁煩可想而知。1534年，鐘芳獲準告老還鄉，居家十年后病逝，享年68歲。

　　為政思想仁民愛物

　　周濟夫說：“鐘芳出身寒微，自小目睹地方的動亂不斷、百姓的朝不慮夕，而瓊人讀書與出仕的不易，也使得他歷盡了艱難。這對他入仕后形成同情民生疾苦、意欲施行仁政的思想和刻苦砥礪、真知力行的學風，起到了切身操練的幫助作用。”

　　從1508年走上仕途，到1534年還鄉，鐘芳為官將近30年，仁民愛物的為政思想貫串始終，并處處體現在其詩文當中。

　　“夫政以順民欲惡為要”、“而以惠澤及物為貴”、“夫仁者不負其民”、“非仁民無以伸事上之義”，鐘芳的言論強調治理民眾要施行仁政，并主張仁政的要義在于減輕徭役，精兵簡政，謹慎用刑，“大抵此時民窮財盡，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政以敷治，刑以輔政，政所不及，不得已而后刑”。

　　在處理官府與少數民族的關系時，鐘芳也認為不可多殺。他在《瓊山縣平黎記》中寫到：“予昔參廣西政，每憾多殺不能已亂，徒以長亂”，認為殺人多多并不能制止動亂，只能增加仇恨和動亂。在一些書簡中，他也表現出“善殺不如善懷”、“才有一毫上首功，喜多殺之意，則與天地不相似，而神不我佑”的仁者之心。

　　理學名士汗青流芳

　　鐘芳和我國著名的“心學”大師王陽明，屬于同一歷史時期的人物。鐘芳考中進士的正德三年（1508年），正好與王陽明在貴州龍場悟道同一年。后來，他們還有過比較親密的交往。

　　周濟夫研究發現：“除了嘉靖四年在廣西共事，一起平亂之外，此前的正德五年至十一年（1510—1516年），兩人在江西、南京也應有過交往。所以，王陽明在江西南安逝世后，鐘芳曾撰文祭奠他。”鐘芳在祭文中自述“某嶺海末學，忝在交游，宦跡所經，每親緒論。”

　　王陽明“心學”思想的形成和確立也就在正德五年至十一年這段時間。周濟夫說，王陽明“心學”對程朱學派的大膽異議，特別是它所帶有的思想解放的鋒芒，在當時的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反對他的人固然很多，而贊同和追隨他的人也為數不少。鐘芳作為一名篤信儒學的士大夫，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

　　從《鐘筠溪集》中保留的書簡、贈序和論文來看，鐘芳當時交往的著名理學家并不止王陽明一人，他和羅欽順、王廷相等都有頗深交誼，對當時有爭執的理學問題都曾往復論難。

　　羅欽順對鐘芳尤為推重，他的理學專著《困知記》就特意請鐘芳作序，而鐘芳寫給他的書簡中也有三封專門討論理學問題；王廷相的《慎言》一書和詩集也是鐘芳作序。周濟夫中肯地說：“這些都說明鐘芳在當時理學界的聲譽和地位，所以，與他同時的海南名賢林士元認為，鐘芳與羅欽順一樣，都是可入選《國朝理學名臣錄》的人物，評價不可謂不高。”

　　治學態度謙沖客觀

　　據周濟夫介紹，中國的儒學，到宋代進入了理學的發展階段，其主流是以二程和朱熹為代表的程朱學派，但與朱熹同時，也出現了陸九淵的“心即理”的不同聲音；到了明朝中期，隨著王陽明的崛起，正式形成了以陸王為代表的“心學”體系。一般地說，鐘芳的理學思想屬于程朱一派，但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如果通讀鐘芳有關理學的論述，就會發現，他在維護程朱一派理學正統的同時，并不全盤否定陸王“心學”的觀點，而是持存而不論甚至兼容折中的態度。

　　鐘芳的這種態度，在其《祭王陽明文》中表現最為明顯。他先指出王陽明學說的“求言自近，實踐精思，力排多聞，專務守約”“貳于程朱”，“于程朱之說每多齟齬”，但同時又承認“存誠涵養，正惟孔氏家法，要其指歸固不出程朱范圍內也”，“蓋其過激處于圣教未嘗損，而鞭辟近里處于學者則有益也”，從而主張“退而取其大旨，略其異同，循其所可循，而不辨其所不必辨”。這是一種頗為客觀的治學態度。

　　譬如，在知與行的關系上，朱熹和陸九淵都主張先知后行，王陽明主張知行合一，鐘芳則說“知以利行，行以踐知”，“不患不知，患不能行”，“學無大小，以行為本”，更加強調實踐的意義。

　　周濟夫認為鐘芳的理學思想，出入于程朱和陸王之間，欲取兩者之長而融會貫通，追求實學的趨向比較明顯，在部分士大夫醉心于“心性”之學的明代，應該是有積極意義的。

　　鐘芳思想的另一個特點，便是比較鮮明的唯物的傾向。他對宋代儒士陳同甫大講“天道六十年一變”之事，詞氣激烈地指出“人臣告君，唯當匡之以義，不當眩之以天數”。他在《潮汐》一文中說“潮為地之噓吸”，也有點接近“地心引力”的說法。這些都是其思想中的過人之處。

　　鐘芳學問博大而又精深，在學術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了詩文之外，還著有《學易疑義》、《春秋集要》二書，時人稱他“為學博極而精，雖律歷醫卜之書，靡不貫通”。

　　主講專家

　　周濟夫，海南文史專家，省作協會員，曾校點丘濬《大學衍義補》（與人合作）和鐘芳《鐘筠溪集》，主要著作有《椰蔭詩話》、《蘇軾謫瓊詩選注》、《石竹齋集》、《瓊臺小札》、《瓊州雜事詩補注》、《濟夫詩詞抄》和《瓊臺說詩》等。（記者 陳耿）